1.四相簪花的典故简介

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韩琦任扬州太守时，官署后花园中有一种叫“金带围”的芍药一枝四岔，每盆都开了一朵花，而且花瓣上下呈红色，一圈金黄蕊围在中间，因此被称为金缠腰，又叫金带围。

此花不仅花色美丽、奇特，而且传说此花一开，城中就要出宰相。当时，同在大理寺供职的王珪、王安石两个人正好在扬州，韩琦便邀他们一同观赏。

因为花开四朵，所以韩琦便又邀请州黔辖诸司使前来，但他正好身体不适，就临时请路过扬州也在大理寺供职的陈升之参加。饮酒赏花之际，韩琦剪下这四朵金缠腰，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

说来也奇，此后的三十年中，参加赏花的四个人竟都先后做了宰相。这就是有名的“四相簪花”的故事。

曾做过扬州司理参军的北宋科学家沈括，将这个故事记载在他的《梦溪笔谈·补笔谈》中，后来，“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还曾以主题绘制了一幅《四相簪花图》条轴和一幅《金带围图》扇面，可见这故事的影响之久远。 。

2.簪花的出处

1.谓插花于冠。

唐朝已有男子簪花的现象，到了宋朝更日益普遍，《宋史·礼志十五》：“礼毕，从驾官、应奉官、禁卫等并簪花从驾还内。” 宋廷专门规定，皇帝赐花百官，以罗花最贵，宰执以上官方可得之；栾枝次之，赐以卿监以上官；绢花赐以将校以下官。

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据《梦粱录》记载，皇帝祝寿御筵毕， 赐宰臣、百官及卫士、殿侍伶人等花，各依品位簪花。

后罗花亦赐百官。《宋史·舆服五》：“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

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

太上两宫上寿毕，及圣节、及锡宴、及赐新进士闻喜宴，并如之。”清 陈康祺 《郎潜纪闻》卷三：“新进士释褐於国子监，祭酒、司业皆坐彝伦堂，行拜谒簪花礼。”

2.犹戴花。 清 赵翼 《陔馀丛考·簪花》：“今俗惟妇女簪花，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

李渔说： “富贵之家，如得丽人，则当遍访名花，植于阃内，使之旦夕相亲，珠围翠绕之荣不足道也。晨起簪花，听其自择，喜红则红，爱紫则紫，随心插戴。”

《齐东野语》记载：“[名妓]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红衣。”古代男女都作兴在新春时簪花。

明人《北京岁华记》记当时都人元旦簪花云：小儿女剪乌金纸作蝴蝶戴之，名曰闹嚷嚷。节日间、新婚时，妇女簪花，有绒花、珠花、绢花种种，簪于纂上、鬓角上，偶尔亦有满头簪花的。

少女则于端午节时簪艾、簪石榴花。1972 年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绢花，虽历千年，色彩仍然保持鲜艳。

据明《五三骋辑录》记载： 晋人以剪花为业，染绢为英茎，捻蹄为绫耦，剪梅若生之事。3.古代书体的一种。

明 王彦泓 《有女郎手写余诗数十首笔迹柔媚纸光洁滑玩而味之》诗之二：“ 江令诗才犹剩锦， 卫娘书格是簪花。” 清 钱谦益 《观美人手迹戏题绝句》之四：“芳树风情在，簪花体格新。”

清 朱彝尊词《风入松》：“簪花小字箧中看，别思回环。”。

3.宋代男子爱簪花是为什么

众所周知，名著《水浒传》说的是北宋年间梁山108位好汉的故事。

但有意思的是，这些铁骨铮铮的汉子中，好几个人竟都喜欢在头上戴花—— 比如短命二郎阮小五戴过石榴花；病关索杨雄戴过芙蓉花；浪子燕青戴过四季花。尤其是梁山座次排第95把交椅的刽子手蔡庆，爱戴花更是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不分时候花不离头，人送绰号“一枝花”。

大家可不要以为，因为他们是流氓土匪，所以口味不走寻常路，其实，这也是当时席卷朝野的时尚——男子爱簪花。宋朝男子簪花之风盛行 说到这些宋朝男人戴花的习惯，既跟性情风流与否无关，也跟出身贫富与否无关，而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

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彼时簪花已是一种宫廷礼制。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在《德寿宫庆寿口号》一诗中写道：春色何须羯鼓催，君主元日领春回。

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这里不仅描述了宫中正月十五佳节欢庆的喜乐场面，还有当时人人头上簪花的盛景。

远远望去，一片姹紫嫣红、暗香浮动。北宋文学家苏轼，曾任杭州通判。

在牡丹盛放的时节，他去吉祥寺赏花，并赋诗一首——《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此诗前两句生动刻画出苏轼旷达不羁、洒脱乐观的形象。即使他垂垂老矣，也倾慕花之娇姿艳质，于是有了簪花上头的勇气。

由此种种可见，在宋朝时，男士簪花已不算另类奇怪的妆扮。其受众之广，从朝廷官员到平民百姓，已俨然成为一种社会风俗。

走入国宴且象征皇权 除了平日里被各阶级人士喜爱，宋代男子簪花更是上升为“国宴”的一大特色之一——即宫廷宴会的固定礼仪。《宋史·礼志》就说到，凡是国家大型庆祝和宴会活动中，都会出现簪花的喜庆身影。

这些大宴，足足囊括了春秋大宴、圣节大宴、闻喜宴、锡宴、曲宴、饮福宴等。不过，男子簪花这一社会风潮可不是从北宋才刮起来的。

在更早的唐朝，簪花习俗就已出现，只不过是到了宋朝才真正日益普遍起来。但是，早期在宋太祖、宋太宗两朝时，也还未见到宴会簪花的记载。

直到宋真宗时期，簪花之礼才在宫廷宴会中正式盛行。而到了宋徽宗时，则真正将“男子簪花”推崇到了极致。

每次他出游归来，都是娇俏感十足的“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对那些随行伴驾的臣僚、仪卫，宋徽宗也都赐花簪戴。

同时，徽宗不仅崇尚戴花，还制定规则。比如，他明令：有宫花锦袄者，才能自由出入大内。

所以，一朵小小的簪花，不只是宫禁内的“通行证”，甚至成为上层社会身份的标识、等级的象征。正所谓“上之所好，民必甚焉”。

所以说，宋朝百姓之所以对簪花趋之若鹜，与皇帝喜欢和倡导密不可分。发展到后来，作为一种朝廷礼仪，皇帝每次诏近臣赏花，也都会将他喜爱的花卉摘下，并赐予身边的亲王大臣，让他们戴在头上，以此象征皇权的恩宠与荣耀。

官运亨通的代言者 当然，除了政治寓意，簪花也被文人墨客赋予了有趣的文化含义。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曾记录过一个“四相簪花”的典故。

北宋时期，扬州太守韩琦官署的后花园里，种植了一种叫作“金带围”的芍药。花瓣上下呈红色，中间长出一圈金黄蕊，一枝四杈同时开了四朵花，很是艳丽。

韩琦十分高兴，请来当时正在扬州驻留的大理寺官员王珪、王安石和陈升之三人，共同观赏这一奇景。当饮酒赏花之际，韩琦便剪下这四朵花，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

没想到此后的三十年中，这次参加赏花的四人，竟都先后做了宰相，正是应了“四花之瑞”的吉祥。从此，芍药就被誉为“花瑞”，取意幸遇“金带围”并簪戴之人，就会官运亨通。

虽是典故传说，这里却寄予着人们借簪花之美追求荣华富贵的愿望。逐渐地，簪花被视为仕途升迁的重要标志，官员们将其看作一种至高无上的殊荣与祥瑞。

而每到花开时节，民间百姓们外出赏花，也会将时令鲜花插于头上风雅一番。这在当时，简直成为京城中的一大盛景。

当然，也有不喜欢簪花的人。比如，砸过大缸的司马光。

他热衷于平实朴素的风格，认为簪花乃属奢靡之风，且与男子英勇气概不符，因此很是反感簪花之礼。据说，仁宗年间，司马光高中进士，出席朝廷的闻喜宴。

皇上赐给每人一枝花，别人都觉得无上荣光，赶紧戴在头上并谢主隆恩。只有司马光很是不情愿，直到旁人提醒才勉强戴上，实在是时尚风潮里的特立独行者。

但是，簪花不是你想拒就能拒的。针对不习惯戴花的官员，宋朝也采取了严厉的应对措施。

倘若有官员不把所赐之花戴在头上，就会受到御史弹劾。如此一来，簪花成为一种明文规定的礼仪制度，更是加速促成其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

纵观历史，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独特的印记与风采，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审美观点与人文观念。而宋朝簪花之风盛行，除了展示风雅之外，又多了几分全民参与的文艺色彩。

这个以文艺著称的时代，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不分贫富，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如同一种本能的向往，骨子里的挚爱情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可以说，从宫廷礼制到民间娱乐，“男子簪花”不仅体现了北宋开明、包容的社会环境，也折射出了审美归宿、精神认同与普世态度。

4.四相簪花的文化承继

“四相簪花”的佳话后来还被文学名家所提及。

胡道静先生《新校正梦溪笔谈》说，这一件事在宋人陈师道《后山丛谈》、阙名《墨客挥犀》、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等著作中均有记载。宋陈师道《后山丛谈》卷一载文颇为详细。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三引《东皋杂录》，称此花为“腰金紫”，宋苏象先《丞相魏公谈训》卷十称此花为“重台紫花金束腰”，宋阙名《墨客挥犀》卷一称此花为“金腰带”；宋蔡儵《铁围山丛谈》卷六同，只是说过客是吕公著，并且说这个故事是听吕公著本人讲的：“维扬芍药甲天下，其间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黄缘者，名‘金腰带’。金腰带不偶得之。

维扬传一开则为世瑞，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盖数数验。昔韩魏公异之，乃宴平生所期望者三人，与共赏焉，时王丞相禹玉为监郡，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乃将宴，而一客以病方谢不敏。

及旦日，吕司空晦叔为过客来，魏公尤喜，因留吕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带。

其后，四人果皆辅相矣，或谓过客乃陈丞相秀公，然吾旧闻此，又得是说于吕司空，疑非陈丞相也。”这一佳话还有见之于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三》；明代杨臣铮、萧良友著的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中有“韩琦芍药，李固芙蓉”条，更使“四相簪花”家喻户晓；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八·虞美人现瑞兆》附录《金带围》。

在元末的1360年，江南昆山顾瑛家的春晖楼前，盛开的芍药中就出现过一枝“金带围”。顾瑛集其友七人，置酒于楼上，插“金带围”于瓶中，簪花赋诗，仿佛三百年前韩魏公故事重演。

参与宴集的岳榆曾有诗及序述其始末。清初有两个扬州人，有感于韩魏公宴客插花，一个是在福建做过布政使的汪楫在《拟韩魏公宴客插花歌》写道：“花须历乱沾须眉”；另一个是王士祯的徒弟宗元鼎在《赠别王阮亭司李》中写道：“芍药昔簪才子鬓” ，他还写过《拟韩魏公扬州芍药圃宴客歌》。

王氏家族昔有一副著名对联：“碧纱笼护诗人草；金带围开宰相花”。上联典出唐代王播，显达为相后，寺僧以碧纱笼护其孤贫寄食时题于寺壁之旧作。

下联记载了“四相簪花”的故事。乾隆下江南时将“四相簪花宴”带入京城，成为满汉全席的重要系列。

当代武侠大家金庸著的《鹿鼎记》中扬州布政司慕天颜以《四相簪花宴》的故事，奉承韦小宝是“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可见“四相簪花”佳话流传之广。不但文人骚客时常提起“四相簪花”的佳话，而且艺术家也时常将“四相簪花”作为题材。

最著名的当属“扬州八怪”之一黄慎曾作过《金带围图》扇面，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那是雍正二年（1724年），黄慎于“纳凉时节到扬州”。

扬州，这座“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 商业繁盛的城市，文人荟萃，画家如林。黄慎与许多扬州名画家交往密切。

黄慎在扬州作的第一幅画就是《金带围图》扇面。黄慎一到扬州就画这样一幅画，不为无因，无疑是结好扬州人的一份见面礼。

后来他还画过一幅《韩魏公簪金带围图》（真迹现存扬州博物馆）。福建宁化人许舟于乾隆丙寅（1746年）作《世代簪花图》。

上海宝山（今属上海）人钱慧安作《簪花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中耸立两株青松，虬枝盘折，古藤披垂，气势非凡。

松下湖石峻峭，芍药盛开。此图似是取意韩魏公邀客品赏芍药名品—金带之轶事。

据说“此花开者，城中必出宰相”，后果如此言，品赏此花的人，后皆入相。此画用笔工整，以钱线描写衣纹，人物神态各异，均有生意。

色彩古雅，韵味高远。清代苏绣名家赵慧君所绣《金带围图》，纵高72厘米、横宽30厘米，由上海博物馆收藏。

题材是折枝芍药，花枝约占整幅面积五分之一左右，余为题字、印章。绣面有画家、名人程庭鹭、吴大澄、张愿令等三十五人边款题跋。

清末的通俗瓷画师、安徽新安郡人俞子明曾制一笔筒《四相簪花》。如此众多的艺术家钟情于“四相簪花”佳话也是迎合普通民众追求荣华富贵的心理。

事实上，“四相簪花”这样的“赏花会”本身所呈现的正是宋代当时上层社会社交方式的一个侧面，士大夫藉由类似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联系彼此的情感，并且建立自己在上层社会中的声望，这种相当独特的文化风气，在宋代是很流行的，朋友之间举行便宴时簪花已成为社会的一种习俗；并且这些场合也是他们取得各方面讯息的重要来源。此外，当时士大夫对于“祥瑞”的附会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对于撄紫夺朱的期盼意识。

“四相簪花”的传说让芍药沾满了吉祥富贵之气，而“金带围”影影绰绰的踪迹，又使芍药后来又罩上层层神秘色彩。虽说后世也屡有记述，但不是辗转抄录，就是语焉不详，常常令人失望。

“金带围”就如同云中的龙，雾里的凤，忽隐忽现，时有时无，多少年来，一直是扬州地方文化史上的难解之谜。“四相簪花”成为流传久远的故事，全仗一个“巧”字。

扬州州衙后园中芍药一干四朵，如果是三朵、五朵，故事就没有这么奇了；喝酒的四个人日后均为相，“金带围”便成为扬州人心目中的灵物、吉祥物。如果其中一个两个官做得小一点，也就不成为故事。

巧还巧在花上有一道黄蕊，象征日后大红大紫，没有那道黄蕊，故事也。

5.宋朝的男人为什么也喜欢头上戴花水浒 来自新浪历史

彼时簪花，俨然成为上层社会身份的标识和等级的象征了，接受皇帝或权贵赏赐的花，则更是一种身份与殊荣。社会各个阶层呢，为了得人心，取政绩，获利益，拉关系，相互赠花是一种必要的公关手段。身份越尊贵，赐予的鲜花也越珍贵。“此乃官家所赐，不可弃之”，就像珠宝碧玉一样珍藏着。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爱花簪花到了极致，逐渐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潮流时尚。

君王推崇的簪花到了至高的地位，上升为非常重要的礼仪制度。《宋史·礼》记载：“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阁门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内侍进班齐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皇帝召集朝会，戴花更是百官必须履行的程序。每逢婚庆，节日，寿辰、祭祀等大型活动时，每人头上插戴着各种各样的花，场面及其隆重。据《宋史·舆服志》记载“簪戴”：“幞头簪花谓之簪戴。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

沈括的《梦溪笔谈·补笔谈》还记录了一个有趣的簪花典故。北宋时期，韩琦任扬州太守，他家的后花园种植了一株芍药，盛开时花瓣呈红色，一圈金黄蕊围在中间，俗称“金缠腰”，也叫“金带围”。一次，王珪、王安石两个人来到扬州，韩琦便邀他们一同观赏此花。当时韩琦还邀请了另外一位官员前来，正巧这位官员身体不适，就临时邀了路过此地的陈升之参加。几个好友品酒赏花，当时正好花开四朵，应了四花之瑞的吉祥，“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这就是有名的“四相簪花”的故事，金带围也由此成为吉瑞之花，传说此花一开，主人就会官运亨通。后来这一段佳话被许多文学名家所提及，艺术家也时常把“四相簪花”作为创作题材，“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就曾以主题绘制了一幅《四相簪花图》条轴和一幅《金带围图》扇面。在这个故事里，“金带围”只是噱头，是精神寄托而已，背后的根源是人们追求荣华富贵，奢侈生活的美好愿望，其中，还有官本位的封建执念控制着人们的思想。

6.敷粉簪花是哪个朝代的事

汉朝 汉朝时，就有男子敷粉的记载。

《汉书·广川王刘越传》载：“前画工画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旁。”《后汉书》中还记载了一位叫李同的人，以胡粉饰貌，搔酋弄姿。

除了敷粉，汉代还流行帽子上插鲜艳的羽毛，脖子上敷白粉，被称为羽林郎。《汉书·佞幸传》中载：“孝惠时，郎侍中皆冠、贝带、傅脂粉。”

那时的公务员好像没有一个不化妆的。魏晋南北朝魏晋时期，文人名士就对外貌有了一种极高的追求，出门必“化妆”，严格要求自己。

当时，男人之间有口皆碑的护肤品当属口脂和面脂，功效就类似于现代的面霜和润唇膏。 熏衣剃面：熏衣剃面在南北朝时也甚为流行。

《颜氏家训·勉学》中载：“梁朝全盛之时，贵族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可见，梁朝的男子在妆饰上更上一层楼，不仅敷粉，还要施朱（胭脂），且刮掉胡子，熏香衣裤。

唐朝唐朝，化妆品的制作工艺日益成熟，男子中更加盛行涂抹面脂类护肤化妆品。每逢腊日，皇帝就会给官吏们尤其是戍边将官送面脂和口脂，容器用玉和银做成，“腊日赐宴及赐口脂面药，以翠管银罂盛之”，以此慰劳他们。

可见面脂和口脂在当时已是非常大众之物了。唐高宗每次都会把中尚署上贡的口脂、面脂等，挑一些赐给他非常器重的“北门学士”。

这些学士经常和皇帝一起批阅朝廷奏章，决定朝廷大事。看来，这些护肤品对当时的达官显贵来说，还是相当适用的。

宋朝宋朝在脂粉类护肤品上虽没有多大创新，但“簪花”这一饰品在男子中却颇为盛行。男子簪花在南北朝时期的梁国就出现过，头戴簪花这一习俗在宋朝也成为上流社会的象征。

科举后，头顶乌纱并插鲜花，谓之“探花郎”。明朝进入明朝，依然无法阻挡当时男子们对美的追求。

明代男子也很“臭美”，他们十分重视自己的形象仪表，“三天一沐发，五天一沐浴”，保持头发的黝黑油亮，与洁面修须一样被重视。 明代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是出了名的爱化妆，尤其爱用护肤品。

《万历野获编》里的“士大夫华整”记录，张居正府上“膏泽脂香，早暮递进”。由上可见男子敷粉簪花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汉朝时期就盛行了。

7.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的概括

《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宋江和柴进假扮成闲凉官，与戴宗、李逵、燕青一起来到李师师家，给了银钱，命李师师与他们一起饮酒，过程中惹了李逵不满，而怒骂。宋江想让李师师上奏给皇上，但李师师没能领会。正好在此时皇上来了，宋江等三人商议要就此告一道招安赦书，未商量妥，李逵用交椅打倒杨太尉，用火烧李师师家。宋江等先自出城，吴用派人接了。李逵、燕青还在城内。

扩展资料：

1、人物分析

宋江，主要人物之一，身体黑矮，有孝名，为人仗义疏财，人称孝义黑三郎。他广泛交结英雄豪杰，且好行方便，每每排难解纷，扶困济危，在江湖上威信极高，被人尊为“及时雨”、“呼保义”。团结弟兄。带领义军打了不少胜仗。晁盖牺牲后，被推为梁山泊寨主。接任后进一步标榜忠义，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明确提出“替天行道"的口号。在他的领导下，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不只打击土豪劣绅，还冲州撞府，一再粉碎朝廷军事围剿。取得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重大胜利。

但他受封建思想影响甚深，不反皇帝，对统治者有幻想，在关键时刻妥协动摇，通过私访李师师.纵放高太尉，贿买宿元景，主动争取招安，把义军引向绝路。受招安后被利用去征辽和平方腊等农民起义，梁山头领“十去其八”.他自已被高俅一伙毒死在楚州安抚使任上。这一形象颇为复杂，他不满滥官当道的社会现实.同情被压迫者。并在具体遭际中成为义军领袖；他又恪守忠孝等封建道德，向往封妻荫子，青史留名。这一矛盾贯串他的一生。

2、作品简介

《水浒传》，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主要故事背景、类型上属于英雄传奇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作者或编者一般被认为是施耐庵，现存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罗贯中两人中的一人，或两人皆有。

全书通过描写梁山好汉反抗欺压、水泊梁山壮大和投降朝廷以及投降朝廷后镇压田虎，王庆，方腊等各路反抗宋朝政府的政治势力，最终走向悲惨失败的宏大故事，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宋江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具体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