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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法学毕业论文 篇一
浅谈法学专业学生职业教育
摘要:近年来我校法学专业学生就业率持续走低，就业专业对口率低，法学专业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不够。这主要是法律人才培养目标未能与社会需求和民航发展相对接，民航特色不突出等原因造成的。本文通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从而探讨加强法学专业学生职业教育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民航；法学专业；就业；职业教育
一、我校法学专业学生就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由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发展的过程中，对民航人才需求不断加强，但从目前民航大学法学院本科生就业状况来看，并不是很理想。主要暴露出三个问题:一是总体就业率低；二是行业内就业率低；三是行业内就业专业对口率低。从2016届法学专业本科生就业数据来看，截至2016年6月底，总体的就业率为41.77%，而行业内就业率仅达到34.17%，行业内就业专业对口率更是低至3.8%。近三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民航大学法学专业学生在民航行业就业情况总体呈下降趋势，今年更是跌至不足40%。例如:法学院2014年毕业总人数72人，一次就业率55.6%，行业内就业率40.8%。2015年毕业总人数75人，一次就业率57.4%，行业内就业率24.7%。2016年毕业总人数80人，一次就业率41.77%%，行业内就业率34.17%。就业问题直接导致了法学专业学生对于专业自信心不足，自主学习动力不足等学业问题。甚至有一部分学生对本专业抱有怀疑甚至抵触的情绪，这集中体现在入学教育满意度低、转专业申请人数多等方面，因此更需要加强对学生职业规划的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找准方向，树立目标。
二、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首先，法学教育民航特色不突出，与民航行业结合度不高。目前我校法学专业虽然有统一安排的实习，但是实习单位只面向法院、检察院等公检法机关，而没有让学生们接触到更多具有行业特色的民航单位。其次，教学体系与民航行业实务的结合度不高。目前法学院的课程设置仍主要围绕国家统一的法学14门核心课程，辅之以配备相关航空法领域课程，但这些课程并不是行业内一线的实际工作中能够经常运用到的，理论学习和行业实务存在脱节的现象。第三，学生求职缺乏引导，求职方向存在误区。很多毕业生只关注狭义上的“对口”岗位，即各民航单位的法务部门。但事实上，民航单位的法务不仅岗位少而且人员流动率较低。其实航空法律实务中涉及更多的人力资源和商务领域才应该引起更多毕业生的关注。
三、加强法学专业学生职业教育路径设想
1、加强教育引导，提高入学教育效果，完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就业工作。新生入学之初是建立专业自信和专业认同感的最好时机，我们要抓住这个时间节点做好入学教育:首先，邀请专业负责人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对学生的培养计划和专业未来发展前景进行详细的讲解，为建立专业认同感奠定良好基础；其次，让高年级优秀的学长学姐介绍成功经验，在如何规划大学四年时间方面给出意见和建议，引导学生们向优秀看齐，向榜样靠拢，为建立专业认同感提供现实条件；第三，邀请优秀校友通过讲座、沙龙等形式为同学们介绍职场的真实情况，为学生提前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设立发展目标、获取社会资源和人际关系资源提供方法和依据。
2、依托社会实践，尤其是行业内的实习实践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现阶段法学专业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实践能力有所欠缺，与民航行业和社会现实需要脱节。改进这种现状的根本方法就是要加强实践育人的功能，尤其是要加大行业内的实习实践，一方面，利用现有资源，加强校内实践环节，将现有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法律实践活动真正办好、办实发挥其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积极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开放思路，争取与航空公司、机场等行业内单位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学生的实习和就业岗位，争取内部招聘机会，积极且有针对性地向行业内单位输送优秀人才。在联络实习和就业岗位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放宽视野，从原来只跟法务部门接触到更广泛的与人力资源、商务部门等相关部门洽谈并争取建立合作机会，更积极主动地推动职业教育有序开展。
3、改进奖励激励制度，引导学生注重综合素质的发展。法学教育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扩展综合性知识、交叉学科知识的教育。作为民航类院校尤应如此，为配合这样的育人目标，应该建立相应的奖励和激励制度，在保证学生本专业学习绩点高、学习能力强的前提下，着重奖励那些在课外注重发展综合素质的同学，在评奖评优过程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有创新创业项目、或在专业竞赛中获奖的同学，引导学生们在大学学习过程中能够主动学习课外知识，掌握多门技能，真正实现全面综合的发展。
4、建立和拓展课外学习的平台，鼓励学生拓展行业知识学习，增强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就目前看来，仅仅单凭一门《民航概论》课程要使学生真正了解民航还远远不够，应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一些民航专业类的课程，鼓励学生参与民航类科技竞赛、学术讲座等活动。同时将管理学、经济学、民航工程、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等学科知识引入商法学、经济法学、工程法学、刑法学以及其他部门法学的教学当中，建立跨学科多元化的学习的平台。综上，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我校法学专业学生在行业内的就业率及影响力，归根结底是要加强专业认同和自信教育，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入学效果、完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强化行业内实习实践、改进奖励激励制度、拓展课外学习的平台等多种教育手段，引导学生开拓视野，转变就业观念，主动将法学专业与行业特色相结合，为我国的民航事业做出一个法律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林泉。民航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J]。理论建设。2013(1)
[2]郝秀辉。中国民航学院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与思考———法学本科教育目的的探讨[J]。中国民航学院学报，2002，20(02):44-47.
[3]包姝妹，王凤珍。论民航类院校法学教育的跨学科多元模式改革[J]。教育与职业，2012，21:88-89.
[4]巩丽霞，胡文慧。论应用型本科院校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变革———兼谈法科生就业率[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01:67-72.
大专法学毕业论文 篇二
浅谈工业化时代法学教育
一、新型工业化时代呼唤法学教育模式创新
法学教育需以服务于社会发展为其导向，以法律人才培养和法学研究成果为更好的社会秩序体系提供智识支持。新型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特征是信息技术在新一轮工业化中的关键作用，而人类社会信息底层结构的改变将引起法律、法律职业以及法学教育的转型。信息底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有多少法律，法律有多复杂，法律的改变有多频繁，以及什么人有责任和知识上的能力就法律提供意见[1]。
法学院应研究和规划法律行业和法学教育的远景，至少思考以下两方面问题。首先，新型工业化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法学人才？近年来，我国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处于低迷状态，引发了法学教育界诸多思考，是不是我们法律相关职业的市场真的已经供大于求？还是我们培养的法学毕业生供不“应”求（此处“应”字作“回应”解，指我们向社会输出的法学毕业生难以回应社会发展对法律职业人能力的需求）。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有研究表明，目前世界各地的法学院都被批评，其录取的学生人数远远超过了法律职业所能录用的数量；研究者认为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法学院是否招生过度，而在于这些教育机构是否真正教了应该教的东西，在于法学院是否能够让法律学生对未来的法律市场做足充分准备[2]。
在新型工业化社会，具备以下两方面素质和潜力的法学人才在未来就业环境中会具有较强竞争力：一方面，能够应对信息社会给传统法律行业领域带来的挑战，对新环境下的新问题具有较强的应变和处理能力；另一方面，能够敏锐发现和及时把握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使其为法律行业领域所要实现的核心价值（公正、平等、秩序、效率等）提供增量。据此，除了具备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和清晰的法学思维之外，法学毕业生在以下方面的能力会被强调：第一，实践能力，并非仅仅是传统42意义上的法律实务技能，而是包含着迅速感知并融入既有法律职业的新变化以及新兴法律行业领域的能力。
第二，创新能力，主要来源于其跨领域的知识结构。第三，持续学习能力，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正在以几何倍数急速增长，并且经常体现为学科的交叉，高等教育给予我们的知识储备很可能在毕业短短几年后便不再满足社会生存需要。我们不停歇地成为新的菜鸟[3]。所以，未来社会评价人才的标准并不仅仅关注其已经具备的知识体量，而是更为关注其持续吸收知识乃至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所以，在相当意义上，学习方法的讲授比知识本体的讲授更为重要。其次，培养上述人才需要法学教育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相关改革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观察。宏观层面包括拓宽专业口径和相关资源的结构性调整。前者，比如近年来许多高校在尝试探索，而其法学院系也参与其中的大类招生和通识教育，又如通过学科融合助力复合型人才培养等。后者则涉及解构并重新整合教育资源，继而重构法学人才培养框架，包括科研与教学资源共享、院系之间资源共享、高校与实务部门资源共享等。微观层面涉及法学院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授课方式等具体环节。近年来，国外法学教育界兴起的对信息时代法学教育的若干探讨便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具体改革研究。
二、新型工业化时代法学教育模式的理念基础与具体建构
1、新型工业化时代法学教育模式的理念基础结合新型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发展需求，我们认为，新型工业化时代的法学教育在办学理念上至少应当呈现出三方面特点：第一，战略性。当前社会面临转型，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学教育改革必须把握好战略大局，才能在转型的路口找对方向。具体来讲，便是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主动服从国家和社会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战略需求，打造体现信息时代特征的新型、卓越法学教育模式，强化前瞻性、战略性科研与教学，致力于智库建设与法学教学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二，协同性。新型工业化时代的法学院应当生长于一个关注和强化协同创新的教育环境之中。这里，既包括与本校其他学科之间的资源协同，也包括与校外相关实务部门的资源协同。第三，务实性。法学院应注重学生实践素质的培养，社会转型时期的实践素质教育不止步于传统理解上有关专业实务技能的培养，而是除此之外至少包括两方面要求：一是具备宽广的视野，了解发展中的社会对法律从业者有哪些需求，进而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不是将关注点仍放在过去、倒行着走进未来；二是落实于扎实的行动，锻炼工作环境适应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近年来，北航法学院在推进教育改革过程中，始终秉持上述理念为指引。
战略性上，谋求“全球视野、长效发展”，逐步形成了“法学知识扎实、实践素质突出、瞩目于服务国家建设新型工业化法治战略需求”的法学人才培养定位；协同性上，充分融合北航现代科技教育战略优势，全面拓展“空天信融合、理工文综合、产学研结合”的学科发展生态，助力学校构建学科协同发展的世界一流大学；务实性上，“尚德务实、求真拓新”是北航数十年遵循的办学理念，“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是北航师生共同践行的校训。具体到人才培养目标上，北航法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学专业基础扎实、兼具工业和信息化知识背景、公益素质突出的复合型、应用型、国际化卓越法律人才。
具体体现为以下培养标准：第一，体现新型工业信息化法学教育特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了解领域前沿，具有交叉研究意识与能力；第二，坚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职业精神，公益素质高，社会责任感强，德才兼备；第三，专业基础扎实，思辨能力强，熟悉国情民情，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突出；第四，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法律规则，能够参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2.新型工业化时代法学教育模式的具体建构在新型工业化时代，“与科技融合的法律教育”[4]已经从特色发展逐渐成为主流发展。依托独特的理工学科资源和浓郁的高科技氛围，北航法学院探索建立“标准化的常规培养”与“定制化的特色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培养具备新型工业化背景的“法学与科技产业结合”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机制。(1)课程体系结构性调整和教学方法改革经过“长城行动计划”等一系列重大教学改革，北航法学院本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经历了结构性调整，目前的课程体系包括大一阶段的通识教育和书院制培养、大二阶段开设大多数核心专业课程、特色化选修课安排在大三大四高年级阶段。借助学校推进完全学分制的一体化改革平台，北航法学院与其他学院建立课程融合、课程互选机制。
体现科技与法律融合的课程分落于低年级通识课和高年级选修课之中，相关通识课程比如“法律与科技”“全球工业信息化法治思维”“航空航天概论”等，旨在拓展视野和思路，了解领域前沿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同时在高年级选修课中保持并增加空天信法学特色课程的比重，例如航空法、外层空间法、知识产权法与专利检索、信息法、科技证据、建设工程法等选修课程；此外，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中航工业集团、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中国互联网协会等实务部门联合开展实践类课程。
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必需的学分中，以下方面体现出新型工业化法学教育的指向：第一，学生需修满各类通识课共23学分。全校所有学院都可以开设通识课程，包括科技文明、社会科学、人文素养、经典研读四大板块，全校学生均可选择，其中有若干与自然科学、信息革命等内容相关的课程。第二，学生需修完高等数学3学分、计算机基础2学分，培养与科技特色融合的基本条件和能力。第三，跨专业课程至少修满2学分，比如经济学原理、管理学原理等。第四，数据库使用2学分，课程名称是“法律研究与法律写作”，列入法学专业核心必修课加以要求。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北航法学院近年来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信息化建设。具体教学实践包括课程中心、智慧教室等。
自2014年起，推行“全生命周期课程”管理模式，健全从课程申报、课程“上课”（满足开课条件，进入排课表）、课程评价到课程“下课”（评价结果不合格）的一整套管理实施方案。所有教师均需建设所教授课程的“课程中心”，课程全程在线化管理。二是在数据库之外，将教学软件平台引入实践类课程。例如法律实务综合模拟平台、法律诊所案件管理系统等，使学生通过软件平台上的电子案卷渐渐熟悉案件的电子化管理形态。国外若干法学院在课程中引入Hotdpcs等软件系统，其立意与此相似[5]。一两种软件的学习并不能够使学生掌握未来法律工作中所可能面对的所有技术软件，但教学操作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时代意识，感知法律行业正在信息技术驱动下发生重要转型，对未来工作环境有所准备，而且某些基本使用方法的通用性，使得学生未来在工作中能更快上手。
（2）协同多方资源，探索复合型人才联合培养北航法学院与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合作举办“网络安全高级人才班”，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双方共同制定培养方案，设置覆盖计算机网络与通信、公共与经济管理、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专业课程“网络安全高级人才班”体现了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双轨并进的探索。空间法律与政策硕士项目的培训班由联合国附属空间科学与技术教育亚太区域中心（中国）、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主办，培训班以“空间技术应用与法律”为主题，培训内容涉及国际法与空间法、国际外层空间法44的基本框架与体系、国家空间立法、国家空间政策、外空软法、与遥感、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卫星通信有关的法律问题、空间资源开发的法律制度、空间商业发射服务卫星中的法律问题及空间环境保护等。2015年开始，北航法学院与计算机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毕业后学生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网络信息安全。目前相关培养有序推进，学生不但需要研习法学课程，还需要前往计算机学院完成相关课程学习；
与此同时，学生深度参与“工业和信息化法治战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中两院联合开展的课题研究活动，为空天信行业实务人员继续教育提供平台。终身学习的政策导向与新型工业化社会发展下知识迭代和交叉增长速度激增的特点相契合，北航法学院通过为用人单位量身打造“定制培养”，助力空天信特色人才培养。(3)智库建设与教学改革联动跨领域协同培养需以师资团队、交叉科研成果等资源为基础，北航法学院通过智库建设平台将上述基础资源加以整合，科研先导、反哺教学、服务社会。目前，北航法学院拥有三个国家级、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和战略智库，亦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等实务部门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培养创新型高端法学人才，共同建设中国司法建设高端智库、决策建议信息港。
以智库建设为依托，一方面，加强与校外相关实务部门的联合科研、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加强与本校计算机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航空学院、航天学院、飞行学院在课程、培养项目和师资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协同师资力量，建设跨学科交叉研究师资团队，聘任跨学科研究专家加盟本基地教学科研团队。联合科研成效通过课程、讲座、论坛（比如北航互联网法治论坛、北航建设工程法律与金融论坛等特色论坛）等多元载体具化到人才培养领域，学生深度融入课题研讨。在2015年教育部法硕评估中，分析北航法学院近年来毕业生就业去向结构，就业于航空、能源、工程、电信等国家战略行业法务领域的，占法硕就业总人数的41%，体现出本基地培养新型工业化时代复合型法律人才的特色和优势，并获得校外评审专家认同。
三、新型工业化时代法学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
1、开放性的协同思路和战略规划布局早在2004年，我国便有法学教育专家指出，我们缺乏懂软件、懂网络、懂生物技术的法律人才，缺乏知识产权专家，更缺乏胜任法律全球化需要的人才；而有条件、有能力培养高层次法律人才的法学院系和师资又相对偏少[6]。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状况并未从根本上获得改善，前文已表，法学就业率近年来持续走低，也许并不能够完全归咎于招生。伴随新型工业化社会发展脚步日益加快，复合型高级法律人才需求与学校培养力度不足的矛盾愈发突显。信息技术不可阻挡地加速崛起，“信息处理变得越来越像是水、电一样的公共基础资源”[7]，这一切使得法律人对若干问题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否则，可能我们是在把学生培养成二十世纪的法律职业人，而不是二十一世纪的法律职业人。我们认为伴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到来，法学教育的出路在于“思变”，在于对法学教育体制进行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拓宽专业口径，通过师资协同、课程资源协同等方式解决培养力度不足的问题，通过加大实践课程比重、加强校内外实质化联合培养等方式使学生了解当前的社会发展对法律行业的改变和人才需求。
2、以智库建设增效人才培养环境高校的科研与科研机构的科研之间较大不同在于前者以服务教育、引领教学、反哺教学为其重要目标之一。
北航法学院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科研的重要指针，致力于国家智库建设，且所建均为交叉学科综合性战略智库。智库建设使得跨领域师资协同、交叉科研引领下的研究型教学成为可能，智库部分研究成果通过多元渠道进入人才培养领域，使得基地培养的法律人才政治敏锐性强，视野开阔，紧跟前沿，并且更加注重知识的转化应用，智库建设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互动互生的协同发展路径日显成效。有研究者认为法学院有机会在信息时代承担起“知识中心”功能，具体方法是借鉴自然科学学科的实验室建设，有效地将科研、教学和实务融为一体，每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都既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也创造新的知识，同时培养学生[8]。
这一理念与北航法学院近年来开展的智库建设不谋而合。3.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类型元素交叉自获批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教育基地以来，北航法学院一直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和自身发展特色，在培养模式创新上进行新的尝试。我们探索将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类型关键词“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加以元素交叉，亦即“做乘法”的思路，衍生出更为体现北航特色且更具有战略性、竞争力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新类型，即新型工业化时代下的“复合+应用”型法律人才、“复合+国际”型法律人才培养。“复合+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至少体现于两方面：一是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选择具有复合型元素的实务部门作为实践教学合作单位，比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中航工业集团法务部、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等；二是所建交叉学科综合性战略智库的教学研究团队中不但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也有来自实务部门的专家。“复合+国际”型法律人才培养主要体现于与国际相关组织合作开展复合型人才培养。4.信息化元素体现于教学内容和形式北航法学院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均注意结合时代发展，融合工业信息化元素。
日新月异的科技变革至少已经影响了法学教育四十年，早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LEXIS数据库使用，随后不断有科技创新并应用于法学教育和法律实务领域。曾经人们难以想象法律从业能力包括会使用计算机，也并不要求法学教育过程中把计算机作为教学工具，但现在已经难以想象法律从业者不会使用计算机。如果说，计算机只是法律人日常使用的一般工具，法律从业者的核心技能并未在实质上发生太大变化；那么，当前某些技术兴起所带来的新型工具（比如e-discovery,documentassembly,legalprojectmanagement,predictivecoding,AItools等）却预示着科技将开始实质性地影响法律人的从业类型、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进而对其在能力上提出了新要求。如果这些工具如预想那样在未来法律服务中占据主导地位，法学院便有责任帮助学生做好胜任未来工作的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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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法学专科毕业论文 篇三
《 论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立法规制 》
摘要：法律的局限性、行政执法的复杂性和合目的性要求行政执法具有裁量性，但是，实践中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大，出现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等情形，不得不对其进行规制。从立法上来看，主要就是完善法律规定以严格控制裁量范围和裁量程序，以及制定严格的裁量基准。
关键词：自由裁量；立法规制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90-01
一、完善法律规定
（一）严格控制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为了避免立法、执法合一的局面，必须从立法角度明确行政自由裁量的标准，尽可能地缩小行政裁量的范围，从源头上杜绝自由裁量权滥用现象的产生。首先要完善立法，立法机关一方面对某些必须授予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要适度地授予，另一方面对某些已从实践中表现出严重问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也应通过修改法律，及时地取消或者限制。其次要提高立法质量，通过立法对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幅度等作出科学的规定。立法者对法律法规的制定应当更为细致、严谨，在法律规范条文中应当尽量避免弹性化和模棱两可化的情况出现，对现行法律法规中过于概括性的规定应当通过立法程序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使之具体化、明细化。对赋予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益的行为，可以多赋予自由裁量权；对限定或者剥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增加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义务的行为，则可以多以行致羁束的方式规定，限制自由裁量权。同时，立法者还应当科学划定自由裁量权的权限范围，如对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行为应当根据不同的情节、后果、主观恶性等因素来限定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授权要适度，自由裁量权过窄，则行政主体不足以应对纷繁变化的现实社会；过宽，则给控制行政权带来很大难度，也使权力被滥用的可能大为增加。立法者要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寻求一个相对适宜的“度”。做到权力授予与权力控制相适应，以实现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授而不滥”和“控而不死”。①
（二）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程序。
在实践中，仅有实体法上的规定还不足以对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有效地管制和约束，往往还需要通过制定具体化的操作程序来规制行政自由裁量的权力。首先，可以规定回避原则，以实现行政权力行使的公正性。行政执法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当保持中立的立场，在其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如果存在与行政相对人或者相关人具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等可能影响结果公正的情形，执法者就应当主动回避。作为行政相对人，如果发现行政执法者存在可能影响结果公正的情形也可以申请回避，并应当具有一定的申诉权。其次，可以规定行政执法的时效制度以提高行政执法的时效性。时效性在如今的快节奏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要求，通过时效制度的控制，既可以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提高行政效率，也可以杜绝行政执法者故意迟延履行职责的情形。②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滞后，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关于行政程序的规定都散见于其他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而且，我国现行的程序制度内容过于概括、简单，在许多方面更是侧重于赋予行政主体权力，而缺乏行政义务与法律责任的规定，非常不利于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因此，我们要加快《行政程序法》的立法速度，尽快颁行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全面系统地规范行政程序，从方式、期限和步骤等方面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控制。
二、制定严格的行政裁量基准
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不能仅仅依赖于立法，还要依靠行政机关的自我控制。行政自我控制的方式应该多种多样，包括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内部行政责任的追究和行政执法业绩的考核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定。我们之前提出的行政法律原则的强化和行政法律规范的强化尽管都可以提高规范行政中自由裁量权的力度，但仍不能收尽行政裁量的空间。立法留下的行政裁量空间，本身就意味着行政机关有“第二次立法”的权力，即制定行政裁量基准的权力。如果“仅允许行政机关在个案中使用自由裁量权，而不允许行政机关为了一般性正义制定统一的裁量基准，显然不是立法的本意”。③可以说，既然立法机关无奈地留出了行政裁量空间，那么由更为专业的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裁量基准来消解立法机关的这种无奈或许是一种较优的立法策略选择。
“所谓行政裁量基准，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裁量空间内，依据立法者意图以及比例原则等的要求并结合执法经验的总结，按照裁量涉及的各种不同事实情节，将法律规范预先规定的裁量范围加以细化，并设以相对固定的具体判断标准。”④如对商业贿赂罚款，法律规定的罚款幅度是“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⑤，由于立法保留给行政执法者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在实务中相似个案的处理结果就出现了较大的偏差，难以体现行政的公正原则，也很难实现个案正义。因此，行政机关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浮动范围内进行等级的划分，收缩行政执法机关在个案处理上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就是行政裁量基准的设定意义。可见，行政裁量相对于法律规范而言，缩小了自由裁量的空间，同时也保留了个案处理过程中权衡各种因素的空间。
行政机关在制定裁量基准时首先还是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将裁量基准严格限制于法律规定范围内，确保裁量基准不会超出法定的权限范围，不会违反法定的程序。除此之外，还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综合衡量各种利益关系，以保障其内容上的客观、公平、公正，使最后采取的执法措施与追求的行政目的相适应。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将法定的裁量幅度划分为若干个层次并预设每一层次的裁量标准，同时赋予这个基准以拘束效力，要求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应当受到该基准的约束。由此才能缩小行政执法主体的裁量余地，弥补法律不足的同时缩小相似个案的处理差异，实现行政目的的同时实现个案正义。
注释：
①王德玲：《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②郑明明：《试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异化及其法律监控》，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③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页。
④周佑勇：《裁量基准的正当性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
⑤参见《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条例》第9条。
参考文献：
[1]王德玲：《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郑明明：《试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异化及其法律监控》，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页。
【2022年专科法学毕业论文范文三篇】
